穷，信心还在

    1958年，五校联合半导体教研室完成任务按计划解散，五校老师担着将半导体专业“开枝散叶”的任务回到了各自的学校。在教研组主任吴汝麟教授和熊子璥教授的带领下，郑有炓作为刚毕业的年轻教师之一也投入到了南京大学半导体物理专门化建设中。

    “我们五个人组成了一支团队，人少，条件也跟不上，当时，全国各行各业都掀起了赶超热潮。”郑有炓觉得这是个机遇，“半导体这样一个新兴高新技术领域，很自然地就成了当时的热门，刚刚自主新建的南京大学半导体学科就顺势被推上了热潮。一批物理系四年级和三年级的学生走进半导体实验室，分成多个科研小组，日日夜夜，热火朝天地‘大干’半导体技术，实验室也从最初的两间发展到四间。”郑有炓与学生们打成一片，自己动手、安装设备、购买器材，研究对象也从氧化亚铜整流器、锗晶体二极管，一直到半导体收音机、音频放大器、放射性探测器。“记得很清楚，当时研制玻璃封装的点接触锗晶体二极管，在南京大学的那栋北大楼二楼东头一个实验室里，我们为了最后的攻关熬了一天一夜。”郑有炓回忆。

    1960年，全国粮食困难，时至今日，郑有炓依然记得当时吃树叶、喝酱油水的场景，“那个时候，我们一个月发一张饼干票，用这张票可以买到一小包饼干，买完回来，人还没回来呢，饼干就已经吃完了。”困难时期，甚至都拿不出一本教材，郑有炓和教学小组的老师决定，从查文献看国外参考书入手，自己编写教材，“那时印刷技术很陈旧，我们先是在钢板上用蜡纸手工刻字，然后用油墨印在纸张上，所用的印刷纸又都是略带黄色的粗糙纸张，因此一本本教材讲义总是厚厚的，由于实在太厚，就将它分成上、下册或上、中、下三册分装。”

郑有炓始终觉得，困难并不是绝对的，机遇往往就夹杂其间。“我们这个师生实践小分队，先后去了南京半导体厂、常州半导体厂、苏州半导体厂，通过不同的厂子，第一次实实在在地了解了半导体器件、集成电路的制备过程，加深了理论与实际的联系，真正有了‘实战’经验。”有意思的是，在常州半导体厂实习期间，郑有炓带着学生利用自己生产的MOS分频电路，研制了一座在当时颇具新意的“数字电子钟”。

怎样让一个尖端的、国际前沿的专业在毫无基础的情况下落地发展？这个过程很艰苦，因为不管是从哪方面来看，在当时都是“一张白纸”，我们必须在这张“白纸”上，画出点、线、面，甚至还要有图形和色彩，压力很大，偏偏社会变化的浪潮又一波波地袭来，困难可想而知，但即便是这么穷，我们照样有信心。

苦，挡不住路

1986年，大洋彼岸的郑有炓，登上班机，结束了对美国纽约州立大学的访问回国。这段经历，让他的视野更加开阔了。

在美国访学时，郑有炓就暗暗定下了目标，要继续在低维半导体这一前沿领域开展研究。那时，镓砷材料体系国际、国内都研究得很深入，而锗硅异质结构材料的研究还处于萌芽阶段。郑有炓选择“拓荒”——致力在锗硅异质结构材料研究方面有所作为。

当时，用于研究的国外设备价格很高，加上巨额的转运费，买不起也用不起。没有条件，创造条件也要上！郑有炓他们硬是咬着牙，挤出经费在南京734厂买了一台苹果电脑，师生齐动手，构建了锗硅材料生长的计算机精密控制系统，之后又分头到北京、沈阳、上海、淄博等地，四处寻找器材，构建用于锗硅材料生长的复杂装置。郑有炓至今还记得那时在南京电子管厂，师生穿着背心一起拖着板车，一鼓作气，将加工的机柜运回实验室的场景。

经过将近两年时间的筹建，谁也没有想到，仅仅花费了十多万元，郑有炓他们就研制出了一套计算机控制的光辐射加热超低压CVD材料生长设备，制备出了优质的锗硅异质结构、超晶格、量子阱材料与器件，其团队也成为半导体研究领域的“国家队”。

那段时光，镌刻着郑有炓特别的记忆。“材料生长设备压缩空气机，轰轰地响，为此我们还遭到不少‘投诉’，换了不少次实验室。”他打趣地说，最终定址选在了医学院的一间实验室楼上。“后来我发觉，这楼下就是医学院的解剖实验室，我让男同学们千万不要告诉女同学，因为生长材料通常是通宵达旦，不然她们都不敢来做实验了，哈哈哈！”

一穷二白，挡不住前行脚步，执着让郑有炓收获了成功。“我坚信，对该研究方向的判断是正确的。”谈起当年，他的眼中至今还流露出那份坚定。慧眼识势，果然，在之后的十多年，锗硅异质结构材料，依然没有过时，仍是半导体研发的热点。

科研经费短缺，国外好的设备价格昂贵，买不起也用不起。我们狠下决心，咬着牙，在南京734厂买了一台苹果电脑；没有加工设计设备，就去南京电子管厂，穿着背心，拖着板车，用草绳捆着，一鼓作气，将加工机柜运回实验大楼。就这样，用有限资源，创造了无限可能，登顶低维半导体科技高峰，并在多项研究中跻身前沿。